据传围棋是尧发明用来开发儿子智力的运动场上的风云变幻，胜负难定，真实性已不可考。不管是不是尧发明的运动场上的风云变幻，胜负难定，可以肯定为期在先秦时代就有运动场上的风云变幻，胜负难定了。

　　我尽管是一个菜鸟级别的围棋爱好者运动场上的风云变幻，胜负难定，但时常揣摩围棋这种精妙的游戏的起源，最近忽有心得，大胆推测围棋起源于农耕文明的关联。以下，我通过几点不算严谨的观察提出我的观点：

　　1.半岛体育其一，围棋的棋盘是田字格，和农耕文明的田极其相似。而农耕文明时代大家围绕着田地的争夺是少不了的，因此，大家在围绕这些日常的争夺之中总结了一些规律：有争斗的、有谋略的、有礼仪的，都和农耕文明或多或少有关。

　　2.围棋的胜负在于谁在有限的空间抢占更多的地盘有关，因此围棋是一个空间和效率相关的游戏——着子最少而取地最大，农耕文明在于使用最少的男丁取得最大的地理空间。这和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度兼容的。围棋双方总是犬牙交错的，这个交错现象和现实之中的农耕文明部落间的犬牙交错高度相似。

　　3.决定一片棋最终是死是活的根本核心是要做两个真眼。只有形成了自己的两个真眼是活棋的最低要求，这两个眼好比一个人走路要两条腿同时走才能走得稳。从更广意义上而言，农耕文明礼仪的灵魂是祭祀和田猎，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田猎对于农耕文明的空间而言，就好比围棋的两个眼位对于这片活棋的合法性地位。

　　在顺便说说祭祀和田猎，一旦一个部落入侵、移民、入户某一个地域，要形成合法性地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在某一个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宗庙/祖庙/家庙/族庙/祠堂，说明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至少3代人了，这时候就初步形成了祖宗崇拜的祭祀文化，具备了合法性的基础，此是其一。除此之外，仅仅有祭祀还不成，必须有制度保障，必须有族田以及围绕族田的田猎制度（必须有男丁），因此，只有祭祀和田猎制度均形成了，那么代表这个部落/家族/诸侯国在某一个地方站稳脚跟了，这片棋就是活的。

　　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农业立国基础上的家国一体化的文明，家族是缩小的国家。春秋时代，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军事（包括田猎），军事和祭祀是一体化的，出兵打仗是要祭祀占卜的，兵器库就设在宗庙，军事将领领取兵符和武器就是在太庙通过宣誓仪式领取。在民间，这种制度其实就是祖宗崇拜和田猎。一般而言但凡在一个地方生存几代人，且子孙比较多，那么就会自发形成自己的祠堂，子孙多了，邻村的也不敢欺负。此外，为了水利权、出海打渔权、狩猎优先权等农业权利会衍生一些斗争性的礼仪活动。比如，在农村流行耍龙灯，龙灯一般是放置在祠堂里的，祠堂是家族的公共空间、祭祀空间、议事协调空间。耍龙灯要差不多30个青壮年小伙子才玩得起来，因此家族不大是不敢随便耍龙灯的，隔壁村子邀请你们村（族）去耍龙灯，起源于通过这种民间的文明游戏一决胜负，胜的一方在某些方面会有优先权。胶州半岛的邻近家族通过大秧歌这个文明的方式争夺出海权也是这个道理。因此耍龙灯、划彩船、大秧歌最初是斗争性的文明礼仪活动，最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变成了休闲和观赏活动。

　　在春秋时期，军事和祭祀和权利紧密相连。那时候士兵必须是贵族（士），即肉食者担任，保证合法性和严肃性。而春秋时期的军事活动更多是礼仪性质，对生命的还是比较尊重，二来大家都是亲戚，严格禁止赶尽杀绝（穷寇勿追），点到为止，两军相擂，更像是仪仗队表演（那个很二的宋襄公打仗的方法就是严格遵循春秋战争礼仪，结果反而失去了性命，遗笑千年），到了战国时代一场战争死了几万人，那简直是惨绝人寰的事情。

　　耍龙灯、大秧歌在起源上而言其实就是诸侯国的军事礼仪活动在民间的一个缩影。祭祀的成果（猎物、俘虏）又成饿了祭祀的物品，祭祀的延续又获得了合法性，这就和很好的解释了祭祀与军事的关系、野蛮和文明的融合。这些都是象征性、合法性和礼仪在家和国的缩影。

　　少年读左传和中年读左传的感悟不同，少年玩围棋和中年玩为期的感悟又是不一样。

　　本文不是学术论文，仅仅是闲谈而已。